[44]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22]最终法院则以本案涉及公共财政的监督为由，认定需要公开信息。大陆法系上也素有社会权究竟是具体权利还是抽象权利的讨论，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社会保障可能并不具有直接的请求权基础，进而无法直接诉求于法院诉讼，而必须依赖于立法机关的具体立法形成以及财政的支持。

作为社会保障的领受者而言，也更容易关心如何实现实体权益。[7] 在我国的立法中，尤其是社会救助领域亦然，例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规定，借此确立了一定的资格条件，需行政机关去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大体上，主要集中在上文所谈及的作为给付项目启动基础的信息。（4）社会工作者与受益者的密切接触目的是为了强化家庭生活并最大化个人援助。

其二，利用的手段是什么？例如是简单的信息收集，抑或采取了其他窃取或者不合法的方式获得，这也可能会构成对于个人数据、信息的不当侵犯。进而，个人信息的保管除了防止泄露等要求之外，还与社会保障给付是否可以实现相关。[27]前引[11]，St. Thomas Aquinas书，第295—296页。

但如此理解，明显会带来两大后果：一方面，人格本身的统一性被多样性的条件破坏殆尽。进而，黑格尔区别了人格和主体：所有的生物一般来说都是主体，主体性只是人格的可能性，只有对这种主体性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才是人格。但是，就现行《宪法》制定当时所能见到的存在合成词人格尊严表述的规范文本中，人格与尊严的关系都是限定关系。法律关系特别是权利义务归属的主体或资格，有时直接指权利能力。

我们有理由对其潜在的力量充满期待，也有理由坚信：在中国，一个捍卫人格尊严的时代已然不可阻逆地到来了。它以自身为目的，也是其他目的的目的。

纵观我国现行《宪法》，尊严概念共出现了三次。因此，有人将person定义为一种因尊严而卓越的实体。[33]第一种意义大体上类似于西方心理学上的人格概念。根据资格说，此条即意指：公民作为人所必须具有的资格具有尊严，此种尊严不受侵犯。

这种位置决定重要性的理论，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宪法解释中所曾盛行的立宪者意志说的立场，但其潜在的假设——立宪者制宪时必然将重要的条款首先写出来——实际上立论亦并不稳固，更何况宪法学早已走出了立宪者意志说的理论迷局。总之，狭义人格权说无法解释，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侵害的诸种人权——平等权、政治自由和权利、信仰自由、人身自由、隐私权、住宅权、名誉权、姓名权、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等等——当中，究竟何者才是人格尊严条款保护的对象。在上述意义框架下，现行《宪法》33条第3款之所以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即尊崇人的价值和地位，其原因也在于人拥有人格，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50]法国宪法委员会则是通过解释宪法序言将尊严认定为是一项宪法价值原理。

参见前引[19]，Allen W. Wood书，第94页。人按照法律、道德或其他社会准则应享有的权利或资格。

[5]参见宋新：《论德国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及借鉴》，载《东方法学》2016年第6期。但是，这种不存在文本表述的状况并未妨碍其在教义学上将尊严建构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与全部基本权利的牢固基础。

各部分均有其原理，该原理只有在其与一般性原理的联系中才是可证成的。但是正如邓晓芒教授所言，将人格理解为个人的道德品质，恐怕是中国人对这一译名望文生义附会上去的结果：人格=人的品格=人品，只有‘人格是有可能受到侮辱的，对于‘人品却无所谓侮辱。[31]参见前引[20]，康德书，第47—48页。进而因为在理性本性中存在者拥有尊严，故而每一个拥有理性本性的个体都被称为person。[52]参见高桥和之：《立宪主义与日本国宪法》，有斐阁2005年版，第120页。参见王进文：《人的尊严义疏：理论溯源、规范实践与本土化建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经过仔细地考察词源，他将persona定义为拥有理性本性的个别的实体（Persona est naturae rationalis individua substantia）。但是，此种persona（角色或性格）尽管是以孤立个体的形式呈现出来，却只是在特定戏剧所构建的社会情境中存在的，换言之，特定的面具是在和戏剧中其他面具相互作用中才存在的。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此种人格乃是抽掉了纷繁复杂的个体多样性之后、抽象的人的形象。

他在陈述了现行《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之后，说：正是在这种共识基础上，八二宪法分别在第37、38、39、41条中连续对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人的尊严不受侵犯作了规定。换个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侵害人权的行为在侵害某一具体基本权利的同时，都是对人格尊严的侵害，即：对现行《宪法》所保障的任何一项基本权利的侵害都可以视为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害。

在罗马法上，Homo和Persona都涉及人的意义，但二者存在重要区别。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但是，这种将人身自由与人身权割裂的做法，观诸世界文明各国的宪法理论，未见有相类似者。而延伸到法学上，人格则特指具有意志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

持狭义人格权内涵说的学者多指出，有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民之人格尊严被肆意侵犯之恶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惨痛历史教训，在参考借鉴国外立宪经验的基础上，新宪法在人身自由条款之后新增了人格尊严保障条款。许崇德教授曾经指出：回顾‘文化大革命时期，人身自由毫无保障。

现行《宪法》38条在前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之后，表述了后段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而组成宪法序言的诸语句中，序言的第一句相应地也应该一跃成为整体宪法文本中最重要的条文。

[38]以此种意义为基础，国内学界从字面上将尊严分解为尊贵和庄严，用以指代一种令人尊敬、令人敬畏、独立而不可侵犯的身份或地位。[49]前引[24]，N. Dorsen、M. Rosenfeld、A. Sajó、A. Baer书，第489页。

[15]这一包含了理性与个别性双重特征的persona定义对后世学者，特别是经院哲学大师阿奎那，产生了重大影响。[57]焦洪昌教授启发我从这一角度思考人格尊严问题，他在一次题为人格尊严的宪法保护的讲座中谈到了这一观点的雏形，我在这里则技术性地发展了他的观点。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就人格得到如下共识：在哲学（神学）中，不同于物理意义上的人，人格乃是以个别性的方式存在的、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精神性实体。[22]由此可以看到，无论是康德的道德，抑或是黑格尔的法，都涉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涉及规范的相互性。

而一个人之所以具有绝对的尊严，原因仅仅在于他和上帝存在直接的联系：在人格之上存在着上帝的印记。[19]进而，康德指出，作为理性存在，人格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作目的。

而对尊严的规范价值的忽视，也自然影响到其对于人格尊严规范的体系地位的认识。且在现行《宪法》所设定的框架内，对于人的物质性侧面的保障，其目的也正在于保障人的精神性侧面。

其外文的词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拉丁文dignitas，用来指某种像第一原理一般天赋的东西，其乃是自我规定的，不应被还原为其所由以建立的东西。换言之，人格尊严在现行《宪法》38条中以合成词的形式出现，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作为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最高的、绝对的价值性，此种价值性不容侵犯。